2004年4月12号，就是北京市春天里第一声春雷响起来的那一天，我独自在网上徘徊，遇见在外出差的王小点，前来问我道：“小屁孩儿，你可曾为去年的非典写了一点什么没有？”，我说“没有”。她就正告我，“你还是写点吧，非典是很多读者都很喜欢讨论的题材。”这我是知道的，凡“我把青春到处拧”这个专栏的内容，大多是肤浅草率的，所以往往留言只有几千条；但前面几期专栏，我和网友们讨论有关恋爱问题时，毅然决然给三八信箱写信的朋友就有许多。眼看非典离开一年了，我也早就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，这虽然于过往毫不相干，但在将来，却大抵只能如此。倘若我真的能够相信所谓的“非典还会重来”，那自然可以告诉读者更多的经验——但是现在，却只能回忆而已。

　　可我实在无话可说，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。四十多个春日从我身边呼啸而过，使我心荡涟漪，但工作繁忙，我哪里有空去玩耍？KTV哈歌权作享受，都是在深夜下班之后的，而此前几个领导关于加班与工作积极性的一些论调，尤其使我觉得悲哀。我已经出离无聊了。我将深味这晚春柳絮漂飞的烦恼，以我最深刻的回忆重温非典的一切，使读者快意于我的隐私，就将这作为非典幸存者的菲薄祭品，奉献于一年来三百六十多个无疾而终的日子里。

　　真的猛士，也不敢于直面猖獗的病毒，不敢于正视淋漓的喷嚏。这是怎样的健康者与病弱者？然而舆论又好以是非论人，以群体的意识，来强加给个人种种不是，仅使被批评者以微弱的声音于网络无力的反驳。当在京大学生纷纷离校而去时，“垮掉的一代”，“没有责任感的一代”，无数的污名便呼啸而来。去年非典云起时候的拖雷，就生活在这样一片的叫骂声与唾弃声中。

　　在一年前拖着大小箱包离开北京的数万学生中，拖雷今天是我的同事。同事云者，我向来以为便是一起做事者的统称，但今天却觉得有些不妥，因为一年之前，拖雷与我还不相识。那时的他还不知道工作的艰辛与苦累，所以当他在北京没有找到工作的时候，便毅然放弃了毕业南下上海寻找机会。我应该对拖雷奉献我的尊敬与敬仰，因为他不是“为了安全而逃离口罩之城的学生”，而是为了人生前途勇敢打拼的准待业青年。他的名字第一次为我所见，是在搜狐校园论坛上的十大热贴排行榜，他的幻想小说被顶上来的时候。小说是集体创作的，作者中间就有拖雷，但我并不认识。直到后来这篇小说将完不完，我才听一个斑竹说听说拖雷那时候竟然在苏州。其时我才能将拖雷的名字和某个具体形象联合起来，但却素不能某面。后来有幸加做好友，便知道非典时期拖雷颠沛流离的生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