旷课、同居、抽大麻——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

　　“与其慢慢耗尽生命，不如燃烧着逝去。”在《电路分析》课本封面，大伟曾经写下这样一句话。“约翰列侬和科本的确影响了我。”直到如今，列侬和科本依然是大伟的精神偶像。

　　从大二下学期，在读过科本的传记《灿烂涅磐》以及在列侬那种精神乌托邦的影响下，生活、学业、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开始令大伟困惑不已，“我不知该怎样去表达自己的想法。” “我不知道该干什么，上课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”。大伟说：“我陷入了一种‘较劲’的状态。”用当时摇滚圈子里的话来说就是“死磕”。“我别无选择，只有死磕，和父母磕，和学校磕，和自己磕。有一段时间，我几乎不回家，因为一回家，我就会和父亲吵起来。”随后，大伟辞去了酒吧的乐手工作。“我突然觉得整天弹这些垃圾音乐是在亵渎自己。”

　　大伟逃课的日子加起来约有小半年时间，除了乐队排练，就是和“志同道合”的朋友在学校后街的小摊上喝酒，在街边肆无忌惮地谈笑。喝多了之后，在路上边狂呼高喊，边沿着墙根小便。更多的时候，大伟躲在学校后面租来的小屋里和女友过一种叫“日子”的东西。

　　租来的房子不大，一张双人床，一张写字桌，一个简易衣柜就占据了70%的空间，弹琴、听CD、看小说成为大伟生活的全部。“那时都看些什么？”“卡夫卡、亨利詹姆斯、亨利·米勒、劳伦斯、菲茨杰拉德，当时阅读次数最多的是毛姆的《刀锋》。我当时的精神状态就像《刀锋》的主人公拉里。”

　　同年，大伟开始接触大麻一类的刺激性药物。“那时主要是抽大麻，大家都很穷，买不起白面，而当时（1999年～2000年）西安大麻的价格在100元左右，卷10来支烟还是不成问题的。”

　　“好像国外许多搞摇滚的乐手都吸毒。”记者小心翼翼地抛出问题。

　　“当时许多搞摇滚的朋友都抽，经常是演出前，在后台一人一口地换着抽。在常人眼中的颓废与疯狂，在我们的信仰中却是音乐赖以生存的根基，那些充满肉欲和感官刺激的行为，在主流文化看来无异于病态和下流，但在对于摇滚来说却是通往精神天堂的阶梯。”

　　“我们是在消极反抗，与社会主流反抗。”谈到这里，记者不禁想起以凯鲁亚克等人为代表的“垮掉的一代”。

　　“当时心情很紧张，胃一阵阵地收缩，卷大麻时，平时弹琴练就的灵活手指都是硬的。”这是大伟第一次抽大麻时的感觉，“开始只觉得呛，但连续喝了几口啤酒后，我‘HIGH’了起来。”

　　“无意的问，无意的想，在寂寞阳光的午后。与寂寞相亲近，伴随光线的魔力，从光亮中出现了你。红的、绿的、蓝的、黄的飞过去，变幻出无限美丽，就在这一刹那，让我着迷，你听、你听。”这首《光线》就是在大伟“飞起来”后写的。大伟认为毒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刺激创作，使人进入一种迷幻的状态，灵感源源不断。

　　在2000年校文艺汇演上，由于临时演唱了“涅磐”的歌曲《强暴我》以及在台上不断做出下流手势。学校党委再不准“不确定”在学校公开演出。有同学开始认为大伟被学校开除只是时间问题。

　　大三下学期，大伟一度有退学的想法，但反复挣扎之后，他妥协了，原因很简单，这种举动无异于将他“望子成材”的父母逼上精神的绝路。

　　因为这种晃晃悠悠的态度，大伟和女友的关系也降到了冰点。大伟躺在床上看小说，女友坐在桌前学英语，一整天，两人一句话都不说。“用不了10句话，我们就能吵起来。”终于有一天，女友以考托福为借口搬回了宿舍。之后的一段时间内，大伟因为喝醉酒，从二层楼梯上摔了下来，扭伤了背部肌肉。

　　“离经叛道，年少无行。”班主任这样评价当时的大伟。

　　大三一年，留给大伟的纪念是学校的警告处分，因为旷课过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