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所以说，每个人都有亲情在心头，只不过有的人不善于表现出来，需要一个诱因而已。”

　　 “你这么说我很高兴，”绿子说，“不过当时可真是乱了套，上下一起流，我被弄得手忙脚乱。”

　　 “可以想象那种场面。”我说。

　　 “哭完后心情大为好转，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觉，然后就回来了。”绿子说，“痛痛快快哭了一场，舒舒服服睡了几觉，加上火车上那个可爱的老头，这次旅行总的来说还算令人满意。”

　　 “祝贺你，”我说，“不过，那个老头是怎么回事？”

　　 “噢，是我在回东京的火车上遇见的。”绿子说，“那老头很有趣，他家在仙台，儿子在函馆，他想念孙子，所以经常坐车去函馆，那么远，他还一趟趟地跑。”

　　 “老人都喜欢孩子嘛。”我说，“就连我，现在也有些喜欢孩子了。”

　　 “是吗——”绿子拉长音调，“渡边君，有好丈夫的潜质。”

　　 然后，她顿了顿，继续讲。

　　 “那老头有七十多岁了，秃顶大脑门儿，看起来就挺好玩。坐在我对面，一上车，就盯着我手里的书封面看个不停。”

　　 “爱读书的老头？”

　　 “也许吧，”绿子说，“可我当时根本没有读书，我是在对着书说话。”

　　 “有这种习惯？我怎么以前不知道？”

　　 “新添的嘛，”绿子说，“我喜欢在飞驰的车上对各种各样的人讲话，把平时想对他们说的话说出来，那感觉特别好，好像把所有不快都甩在脑后了。”

　　 “不错的手段，”我说，“什么样的话？有没有诅咒的？”

　　 “当然有，这个世界上让人讨厌的人还真不少。译制片中阴阳怪气的配音演员，电视节目中矫揉造作的主持人，对你的话充耳不闻、只顾絮絮叨叨的房东，等等。”绿子说，“算了，不说他们，这个改天再讨论。总之，为了防止别人感到奇怪，我总是在面前拿一本书，让别人以为我在朗诵。”

　　 “可在公共场所朗诵的人，也是让人奇怪的。”我说。

　　 “嗐，我就顾不了那么多了。”绿子喝口威士忌，“我正说着，那老头将脸凑过来，老眼昏花地看书的封面：‘姑娘，听你朗诵，觉得你这书真不错，什么名字？’

　　 “我差点儿笑出声来，也不知他怎么听的。于是随口胡诌了一个书名。他又问我作者是谁，我想到了你，于是随口说了出来。”

　　 “你可真会随机应变。”

　　 “可没想到，那老头好像知道似的。”绿子笑着说，“‘渡边彻’，他自己轻轻嘀咕着，问，‘是不是1930年杀妻后跳楼的那位？’

　　 “我当时觉得奇怪，心想肯定是重名，觉得特别有意思，就继续问：‘您老是不是喜欢他？’他说当然，那时候他正年轻，特别喜欢渡边彻，几乎所有他的小说都读过，只是没见过我说的这本。接着，他滔滔不绝地讲起渡边彻来，说那人头脑绝顶聪明，自小失去双亲，后来自学成才当上作家，三十五岁的时候，写出第一部畅销书，名声大噪，还娶了一位漂亮的名门千金做妻子。小说写得扣人心弦，而且语言十分漂亮。但因为受了很多苦，丧失了性能力，因此妻子红杏出墙，家庭不和。四十五岁的时候，过生日的一个夜里，将妻子杀死后，他自己也跳楼自杀了。”

　　 “真是可怕，”我说，“叫渡边彻的人这么倒霉？”

　　 “‘这么着吧，姑娘，闲坐着也没意思，不如你给我读一读。’那老头说。”绿子又叫了一杯伏特加，“于是，我就继续对着那本书胡言乱语，那老头郑重其事地边听边点头，还不时插上一句评论的话。也不知他听到些什么，我拿书掩着，憋着偷笑了一路。”

　　 “老头没有恼你取笑他？”

　　 “怎么会？”绿子说，“特别好的老头，那慈祥劲儿，我都想叫他声爷爷。我笑他也跟着笑，也不问为什么，像个天真的孩子，在仙台下车的时候，一个劲拍我的头谢我，还留了他的电话呢，说有空去仙台找他。如果世人都像他一样，这个世界上会有趣得多。”

　　 我一边听着绿子滔滔不绝，一边四顾打量着四周。下午的酒吧里，空荡荡的只有几个人，老板放起约翰·丹佛的音乐。现在想想，同绿子在一起的那个下午，是我在1970年快乐的时光之一。

　　 与绿子喝了大约有四杯酒后，我忽然想起刚见面时她问我 “直子是谁”，便问她怎么回事。

　　 “那天晚上，你梦中喊直子，一连喊了几十遍，把我都吵醒了。于是就问你啦。”绿子表情淡然地说。

　　 我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却不知从何讲起。

　　 “我昨天做了一个梦。”绿子打破沉默，“很奇怪，想不想听？”

　　 “洗耳恭听，”我慌忙说，“你说的事情都很有意思。”

　　 “我梦见一位很有钱的家伙，”绿子说，“人长的很瘦弱，爱穿洁白的衣服，头发总是梳得一丝不苟，见人总是谦恭地笑。因为身体轻，走起路来都无声无息，像只猫一样。外人见他第一眼，都以为是个软弱可欺的主儿。可实际上不是这样，这人是一个黑社会团体的头头，为人凶残无情，杀人无数。

　　 “他深居简出，整天住在一座豪宅里，暗中操纵集团的活动。一个人在豪宅里养了四五个情妇，个个丰臀红唇，妖艳无比。他轮流与之过夜。别看他身材瘦小，性欲却是非比一般，四个情妇，天天空不得。